尽管在当代语境里，官吏常被用来指称同一类人，但其历史意义实则经历了根本性的改变。至少在绵延千年的封建时期，官吏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。他们既有紧密无间的协作之时，也时常因利益而彼此争斗。

这些潜藏于台面之下的激烈争斗，也清晰勾勒出古代基层权力的博弈场景。

图片

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

在古代，官和吏源自不同的社会阶层。

在古老中国的权力舞台上，官和吏实际上象征着各个环节的不同时期。前者大多是指令的传达者或调整者，不管官阶大小均由中央进行任命。后者则更多是处于一线的实施者，直接由地方官府选拔考核。起码在理论层面，不应拥有任何自行决断的权力。

双方出现这样的差别，与各自所处的社会阶层不同有着极大关联：

由于官员大多出自具备一定财产根基的地主阶层，故而除了所领俸禄之外，还能拥有占比相当高的私人收入。尽管历史上总有被记载下来的从草根阶层成功逆袭之人，但考取功名本质上也是为了能够顺利融入有产者的社会。以至于不少名臣将相离世后，都会被“揪出”诸如圈地钻营这类“不光彩的行为”。

小吏们大多出身贫寒，并非来自富裕家庭。即便有人能借此赚取第一笔财富，在传统舆论里仍难以获得认可。

图片

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

就算收入处于同一水平，吏在社会上的地位也难以和官相提并论。

图片

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

衙门运转的基础力量常常是小吏。

不过，低微的社会地位和微薄的俸禄所得，都无法阻挡小吏群体的蓬勃发展。毕竟，古代各级衙门的主官，大多是通过科举考试踏上仕途的文人。虽说他们才华出众，但很少有实践锻炼的机会，很多人处理地方政务的经验近乎空白。要是没有下级小吏的指引，或许根本无法完成工作使命。如此一来，看似渺小的群体便有了包揽诸事的契机，甚至能反过来操控上级。

比如在南宋时期成书的《折狱龟鉴》曾记载：吉水县衙门的吏员每当有官员到任，总会怂恿别人前来告状。并且常常事先把案情谋划得极为复杂，有意让刚上任的上级忙得不可开交。接着就借机挺身而出为上级解决难题，进而成功将办案的权力握在手中。

图片

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

不少初上任的官员，连案子都审不明白。

另外，部分地区的吏员大多是由乡绅土豪推举产生，还有些是家族传承的职业群体。因此，他们能够连续几代把控地方衙门，接着与有血缘关系或利益关联的人互通消息，构建起更为庞大的隐秘网络体系。就算朝廷派遣的官员对政务十分精通，也无法独自处理完所有公文。在人治的环境里，总会有工作要依靠吏员协助完成。那些经验丰富的吏员完全能够应对自如，保证整个衙门的正常运作，这也使得上级不敢轻易得罪他们。

据晚清成书的《妙香室丛话》所述，福建晋江县的县令职位出现空缺，巡抚派遣王子符去暂代此职。然而，王子符坚决不肯赴任，缘由是县衙里的胥吏贪污腐败现象极为严重，使得每年规定的税收额度都难以达成。当地百姓也形成了一种习惯，只认可小吏开具的收条，而不承认衙门发放的正规收据。并且，前来任职的官员都无权查看账本，最终都因考核不达标而被撤职。

图片

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

地方的税收征缴工作，通常也是由小吏来承担。

诚然，有些官员头脑活络，会带着手下小吏一同进行暗中获利的操作。不过，每次打通关系的开销，都得先让小吏从中抽取一部分。倘若事情败露，受到惩处的大多是官员本人，而非实际办事的小吏。

例如，成书于明末的《泾林续记》中有相关记载：元朝时长州县的衙库吏，与当地县尹相互勾结，共同贪污库银。他们多次让县尹以白条的方式支取库款，累计超过一万两。之后，按照支取的日期和具体项目，将数字逐一加倍填写，从而成功地把贪污的罪名全都推到了上级头上。等到朝廷派巡察官来检查官员纪律和风气时，他们直接上交假账目，然后带着赃款逃之夭夭。所以，每当衙门里库吏亏空公款的事情被曝光，文官们都会想办法为这些吏员隐瞒。否则，要是把办事的小吏逼急了，最先倒霉的可能就是自己。

图片

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

不少县官常常不敢对检举揭发下属小吏的行为进行惩治

图片

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

明清时期，官员们为了和吏相抗衡，纷纷带着自己的私家班底前往任地。

既然小吏有诸多整治他人的手段，身为被动一方的官员们自然会设法制衡。明清时期，不少官员赴地方任职时，会带上几十位亲戚或朋友组成同乡幕僚一同前往，场面颇为壮观。像后世众人熟知的师爷这一角色，就属于这类“自己人”群体。他们的薪资完全由官员个人支付，而非由朝廷拨款解决。

因为这些帮手皆是当官者亲自找来的，所以这些来自同一故乡的幕僚必定与主人同甘共苦、休戚相关。并且很多成员原本就熟知政务办理的流程，能够直接被安排到衙门的各个地方，限制那些当地狡猾吏员的欺诈行为。尤其是被称作首席智囊的师爷，不仅要为主人出谋划策以协助决策，还时常会与那些滥用职权的刀笔吏斗智斗勇。而官员自身，则可在更高的层面上扮演协调者的角色，尽可能保证在其任职期间平稳度过。

图片

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

官员的幕僚核心，是后世较为熟知的师爷。

然而，凭借古代官员那“少量的收入”，去养活这数十名幕僚是极为困难的。这就难免会出现贪污腐败、懒政怠政等深层次的问题，也会默认这些“自己人”向百姓任意搜刮。很多时候，他们日常的衣食住行都能免费获取，根本不会被记录在账本中。要是碰到有求于自己的豪门富户，还能轻而易举地大赚一笔。更糟糕的是，衙门里的官员家属与吏员群体达成了妥协。这样一来，就会产生更多难以言说的行政费用，并且都让辖区内的百姓来承担。所以，那些看似风平浪静的古代官府，简直就是周边百姓的长久梦魇。

最终，从秦始皇大力推行绝对集权制度起，历代王朝的行政机构数量便呈指数式增长。这样一来，不仅县令需要供养下属官吏或参谋人员，其各级上级同样要以相同方式来维持整个仕途。并且通常职权越高，手下依靠权力获利的人数就越多。一直到处于权力顶端的皇帝和地方大员，都难以摆脱这种满是无奈与弊病的相处模式。原因在于，只要稳固的人治环境不改变，类似的运行机制就会像病毒一样在不同领域不断复制。

图片

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

皇帝跟大臣 同样是按照官与吏的模式来相处的

那么，是否存在某个历史时期能够让众人摆脱此类内卷困境呢？答案也许就蕴含在张角、黄巢、张献忠等人的事例里面……